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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兄的社火来路远，

生旦净丑不齐全；

凑凑合合把戏演，

还请亲戚多包涵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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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哀告、祈求、朴素的愿望、美好的追求，都在这些一路走，一路即兴道出的仪程里了。

读着《花旦》，有一种感觉，觉得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，就在这些荒村野寨，就在这些几乎连字也识不了几个的农民身上。

仅只是为了给儿子起个名字，红富贵就大动干戈，跑几十里地，又是请阴阳，又是请私塾先生，哪一个都说得红富贵晕头转向，五体投地，好不容易起出一个堂皇的名字来，保长红乾仁却动了肝火，认为其中有一字与自己名字相同，是逆上犯尊之举，最后只好叫成“丑旦”了事，而这丑旦也并非随地捡拾的一个，也是很有着一番讲究的——名字贱了孩子才出息啊。

齐翠花的名字与保长女人李桂花的名字有一字相同，搞得保长及夫人都大为不快，要求她改换掉，当齐翠花执意不更改时。保长的威胁及其夫人的诅咒就到了。

齐翠花戏演得好，观众挂双红以示赞赏，却引起了保长红乾仁的强烈不满，认为男演员那么多，为什么要给一个女人挂红？断然要求这个红重挂。

荞叶儿吊死了，戏班准备为她演一出戏《祭灵》，但戏班最有名的生角柳毅却义正辞严地抗议了，认为《祭灵》演的是刘备祭关张，而荞叶儿不过一卑贱民妇，哪里配得起演这样的戏来为她祭灵。最终确定演了《秦雪梅吊孝》。

还有当灾祸厄运一次次不期而至时，大家都很容易在齐翠花等几个女人身上找原因，而齐翠花们也觉得有什么东西和自己如影随形，她们无法脱尽干系似的。

所有这些，都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存在，深深地影响着人的行为和意识，使他们在这种文化的阴影里有了一种令人感喟的稳定，有了一种秩序，但他们的心身也因此受到了深深的禁锢和戗害。

更让人头痛又无计的是那些保长、警察局长、县长之流，与其说他们是一种权势，倒莫若说是一种权势文化更为恰切些。正因为权势成了一种文化，被王兰香剪去了阳物的红乾仁才可以一直那样耀武扬威、装模做样，而且大家也需要一个这样装模做样的人，连顽童也知道这人是什么货色后。凡有大事，凡在公众场合，还得去磕头如捣蒜，把这当保长的红乾仁花钱请来，请他赏光，请他立在只有他可以立的位置上给他们装模做样。

红乾仁的阳物被剪掉了，而且是被一个做晚辈的受伤害的女人，我乐意把这看作一个象征。

地方色彩

这是一部洋溢着西海固（乃至大西北）独特滋味的书。

人的文化背景、思维习惯、处事方式，都会让出身于西海固的人觉得亲切可感，相信也会使别的读者觉到别异和新鲜。我读《花旦》，始终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觉得结实、辛辣，像西海固的许多东西那样给人一种货真价实感。

而且其中大量方言俚语的运用也是一大特色，像“泼烦”、“扯心”、“松活”、“禳欠”、“跌死绊活”、“嚼牙碴”等等，都是极具滋味和表现力的，有着普通话远远不能替代的功效。

我也一直试图在写作中很好地运用一些方言，但这也是一步险棋，需要知己知彼，需要找一根适当的弦把自己的意思充分地递传过去。

另外您对秦腔及乡间各种仪程的熟悉程度也让我惊讶，我正是从这些方面看出生活对一个写作者而言意味着什么。

提点意见

曾就《花旦》提过一些意见，但那是在书尚未完全读完的情况下说的，现在能看出那些意见的偏差和不全面来。

我最想提的一个意见是，小说还可以再精炼些，譬如人物对话，虽然话都很实在，但若以精炼要求，是可以删去一些的；还有像到几个地方演戏，都是同样的内容，虽然总是有事情不断地发生着，但难免还是给人一种雷同感，像对戏目的调整，对谁与谁配戏的问题，有必要在叙述上再多一些变化；另外像王兰香两次受红乾仁的欺辱，都以她在梦中察觉到的方式来写。也属一病。

而且小说好像是太逼近生活了，因此牵绊了对人物形象更为成功的塑造，譬如齐翠花，她的自身条件，她的坎坷遭遇。都会把她煅磨成一个有份量的人，那么在实际生活中，她肯定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因此我觉得让她去听张百旺小两口的窗子就有些不大合适。另外在下部中，演《霸王别姬》时，让年过花甲的她和比她儿子还小的铁柱子配演夫妻戏，是否合于常理，也足令人起疑。还有她为救王兰香而甘受警察局长的侮辱，对她这样性格的人来说，也属写得不够。总之和红乾仁、红富贵、王兰香、张百旺等一样，这都是很值得一写的人物，像一首曲子总得有个基调一样，无论多么好听的曲子，如若混几个杂音进去，也会让人觉得遗憾的。

拍电视剧

这书由上中下三部组成，听说整套书将在甘肃同时出版，而且有人动意要把它改为电视剧，真算是好消息。

那么多曲曲折折结结实实的情节，那么多勤勤恳恳性格各异的人物，拍成电视剧，一定很好看的。

等着在屏幕上看您的《花旦》。

顺祝一切好！

石舒清

2005年1月18日

（序作者为第二届“鲁迅文学奖”获得者、宁夏文联副主席、宁夏作协主席）